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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平柘林港与九村青花瓷运销
2014-8-20 15:11:51

柘林港台古渡口

明末清初九村窑青花图案纹碗之侧面

明末清初九村窑青花图案纹碗之正面

(本网2014年8月20日报道)2014年6月20日,我与张烈松先生在饶平柘林镇李雪华女士陪同下,考察了柘林古港。沿着柘林镇北郊的锁水塔(红塔)至雷震关古渡口约1.2公里,一路穿过锁水塔、白雀寺、镇风塔,经风吹岭、蝴蝶亭到达古渡口。长约1公里的风吹岭石板古道顺丘陵蜿蜒而上,古道两侧时而发现一些细小瓷片,有明末清初九村窑出品的碗、汤勺、盘青花瓷残片,有煎盘、水钵等陶片,有泥烘炉残件,有景德镇窑清中期青花双勾洋莲纹盘残片等。这些陶瓷残片遗存引发我们的思考,作为镇区通往古渡口的唯一古道,并非居民生活区,这些遗物为居民生活废弃的可能性较小,那么是否为古时陶瓷产品经古道至渡口装船外销过程中所遗留的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早已萦绕于怀,结合这次的考察活动,兹就九村窑与柘林古港的问题作些初探。

一、九村青花瓷的生产及工艺

饶平九村窑也即九村潮州窑,是明清时期潮州窑青花瓷生产的主要窑场之一。自1974年以来,广东省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多次对这一古窑址进行勘查、标本采集、研究;1980年代初,何纪生、彭如策、邱立诚等发表了《广东饶平九村青花窑址调查记》 ,文中通过对9处古窑址的调查,认为该窑自明嘉靖至近代一直生产青花瓷,根据采集物对其进行分期,并对产品的工艺传承与市场销售作了分析。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九村窑明清时期青花瓷的生产情况作了系统性鸟瞰,为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2011年故宫博物院冯小琦研究员在省、市、县相关文博人员的陪同下对饶平九村中联窑址进行调查;2013年粤港文博单位联合对九村黄冈河进行调查,其中,发现明清时期青花瓷古窑址共十多处。

已发现的九村窑青花瓷的主要工艺特征为:烧造工艺以M型匣钵,有叠烧、垫烧,器物内底有满釉或露一圈涩胎,挖孔试温片测温;器型多以碗为主,胎体厚薄精粗均有,精者少,胎体多粗松;釉色以白釉及白中泛青为主,中联乡伯公后明末青花窑址采集的标本胎釉结合差者多,并有碎片纹;纹饰有灵芝、兰草、折枝花、梅花、荷鹭、旋纹花朵、折枝花鸟、缠枝花卉、鱼藻、梅竹、卷草、凤鸟、花叶绶带、菊瓣、花卉寿字、牵牛花、云朵、山石树木、山水房舍、钓翁渔舟、城墙门楼、河流帆船、凤鸟、仙鹤、蜂、白兔、松鼠葡萄、双龙、双狮滚球、双鱼、过墙龙、云龙、蜂、马群、蟹纹、高官厚禄、童子、仕女、锦文、团龙、团鹤、团花、栅纹、钱纹、结带杂宝、鱼鳞纹、螺旋纹、团花、诗文、杂宝及福、卐、马字纹等;款识有永玉、仁玉、正玉、元玉、美玉、文玉、珍玉、玉、仁利、生利、玉利、三利、文利、引利、顺兴、永兴、三合、怡和、双和等。

在《广东饶平九村青花窑址调查记》一文中,经对照窑址遗物,认同九村窑烧造青花瓷器的历史如当地所传说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及其生产工艺由江西窑工南下传技之说法。

目前,在西沙群岛及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博物馆、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南方学院、新加坡东南亚博物馆等公共博物馆均发现及展示有明末清初九村窑青花瓷产品。那么,地处饶平北部山区的九村窑,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大量生产青花瓷?产品又是怎样运销的呢?

二、海禁与青花瓷的海外需求

明代的潮州府东南面海,其海岸线起自饶平县东界镇上东乡,止于惠来县神泉港西侧。潮州在地理环境上,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山区自然成为盗匪藏匿之所,自古以来山贼、海盗出没无常,当局屡禁不止。

潮州沿海的军事活动,在明代是寇乱最多的时期。自明朝洪武至清康熙,东南沿海海防和地方治安隐患,已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对海防实施管制,即“海禁”。明清纂修的《潮州府志》、《饶平县志》、明万历郭子章《潮中杂纪》,以及《明清实录潮州辑事》、《清宫档案》等史料文献,都以较大篇幅记述潮州柘林、南澳、碣石、靖海等沿海要冲的海防,尤其柘林为海道门户,是番船由福建往广东的必经之路,然而也成为倭寇匪贼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据康熙《饶平县志》记载,自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至清康熙十四年(1675)的277年间,发生于饶平东里的倭寇匪贼之患共27次,影响较大的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张琏之变,嘉靖四十年(1561)吴平之变,嘉靖四十五年(1566)曾一本之变,万历元年(1573)林凤之变。

清初,由于南明军队节节南逃、郑成功占据台湾及沿海倭寇匪贼猖獗等,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迫使清廷继续实施海禁。

顺治四年(1647)颁布的《大清律》,其中的“私自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节”,便开宗明义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海岛居住、耕种者,均以通贼论处斩。”

顺治十三年(1656)又下诏:“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或资寇通盗者斩,货物充公,家产给讦告之人。该管文武官不能查获,俱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知情者处绞。”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郑成功在潮州一带,曾一度攻陷普宁、揭阳、澄海等威胁着大清沿海安全的地方。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实施以禁为防的消极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撤去澄海县,实施迁界海禁政策,尽烧民居船只,片板不许下海。雍正五年又重申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贸易的规定,凡商船出海,都由官府登记人数、年貌,回时人数如有短少或增加,或年貌互异,都要追究查办。

而本地区自明代之后,随着大规模的开发,福建等地移民人口增多,沿海一带田不足耕,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初八潮州沿海发生海啸,淹死人数达12530人,倾倒房屋31869间,各地户舍、城垣、衙署化为乌有。 沿海边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一些不肖之徒铤而走险与匪、盗同流合污,其形式主要为:“一曰窝藏,一曰接济,一曰通番”。所谓“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因而不靖劫掠”,使国家海防形势更加严峻,甚至出现了官商勾结的现象,《明史·暹罗传》:“嘉靖元年暹逻占城货船至广东。市舶中官牛荣纵家人私市,论死如律。”

政府的海禁政策在实际上并不能完全阻止沿海人民出国,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仍然千方百计地到国外贸易、佣工与侨居。明末清初,潮州沿海在法令禁止下,海滨之民为生计所迫或为利之所诱,冒险犯禁,入海为盗,成为亦民亦商亦盗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通过贩卖市场需求的商品,如铁器具、大米、粗布和瓷器等,谋取利益。柘林湾及南澳岛拥有海上补给港的重要地位,从江浙闽等地船只往南海者基本都要经过此,海禁期间,这里成为走私集团和货物集散之所。九村窑产品应是通过柘林港运往澳门、台湾,或经南澳转销海外。

《中国陶瓷史》认为,“明代瓷器的输出主要通过下列四种途径:一是明朝政府对外国的赠予;二是各‘入贡’国家使节回程的贸易;三是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大规模的远航贸易;四是民间的海外贸易”。 明代潮州窑青花瓷属于民间的海外贸易,海禁实施之后,民间的海外贸易被禁止,闽粤沿海海商不能贩海,其生活来源受到威胁,随之与倭寇匪贼互为利用,民间贸易便扮演亦商亦盗的角色,成为海上武装势力,他们与葡萄牙、荷兰等外国贸易公司互为利用,进行贸易活动。 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作为海上贸易的据点,成了东南沿海土产品的集散地。天启四年(1624),荷兰侵占台湾。由上可了解到随着澳门、台湾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口的形成与作用,并在中国东南沿海海禁的背景下,沿海边民冒险将景德镇、闽南、粤东一带的民窑烧造的青花瓷器大量外销,民窑青花瓷成为海上贸易的畅销商品,九村窑场生产的青花瓷器其纹饰以仿景德镇窑同时期纹饰为主,除少量传统图案外,新增了带有异域审美趣味的装饰图案,这应是由外国商人定制烧造的产品。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柘林港与瓷器运销

柘林因漫山遍野柘树成林而得名,柘林港是粤东最早对外通商的港口,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段港。嘉靖《广东通志》载:“柘林乃南澳海道门户,番舶自福建趋广皆由此入澳。”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柘林在其(指大尖峰)南、暹逻,日本及海寇皆泊巨舟于此。” 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载:“柘林澳,暹逻诸倭及海寇,常舶巨舟为患。”乾隆《潮州府志·关隘》载:柘林之浮浔港,“四面屏蔽,虽大洋,无风涛之患,为商艘停泊之所。”可见柘林港是交通东西亚航线上的重要补给港,是所有船只停泊、避风、补充淡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也是买卖货物的理想之所,至明嘉万之后,柘林湾成为兵、寇、私商竞相争夺的要地。

有关饶平柘林港湾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秦汉,隋朝便与夷人交通互市,宋时番舶停泊该港湾并建作为航标作用的天后宫,元至正十三年在今柘林镇郊山丘建镇风塔,为进出港口的船舶安全导航。明代,柘林湾的海上贸易活跃,柘林镇变成商贾云集、风樯如林的海港小商埠。 柘林镇北郊的大港成了商贾云集的地方。清代又在东小门海面礁石上建“龟塔”、“蛇塔”作航标,方便船只出入港。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东陇水寨兼哨柘林;宣德元年(1426)倭船停泊柘林港劫掠所城、上底,被陈彝打败,之后屡屡发生倭寇匪贼劫掠沿海边民财物,民无宁日,为加强海防安全,细化管理,成化十三年(1477)饶平置县,柘林隶属宣化都,设柘林栅;嘉靖四十五年(1566)改柘林东路为柘林寨; 万历二年(1574)十一月,海上商贸武装集团林凤船舰进攻柘林港;万历二十六年(1598)又有倭寇大舰10余艘进攻柘林、碣石等地; 崇祯七年(1634)为纪念抗倭女英雄梁玉在柘林风吹岭镇风塔东畔山上的蝴蝶亭旁立的坟茔,诉说着当年的惨烈;风吹岭是海路登陆必经之途径,有古渡口之称,雷震关是古渡口东麓重要的关隘,扼闽粤海上交通咽喉,有“闽广达观(万历丁丑立)”之称,官兵在此设防。管柘林寨事都司曹于崇祯十三年立的摩崖石刻“盘诘奸细,缉获盗贼”。这些内容可领略其沧桑历史。

明清时期,九村窑青花瓷的烧造,与东南沿海(江浙闽粤)各省出现倭寇匪贼作乱,海防与地方治安严峻。朝廷采用重防其出的消极海防政策,实施海禁。然而,由于沿海地少人稠,民众多以贩海为生,海禁之后,饶平边民的生活来源受到威胁,故之,冒险违法,出现了亦民亦商亦盗的海上贸易私商,利用饶平北部山区资源优势,生产青花瓷,将九村窑产品采用浅底船通过内陆的九村溪、黄冈河泊至柘林湾转运深底海船外销,谋取利益。

四、明末清初九村窑与柘林港引发的思考

由上史料及实地踏勘对明末清初九村窑与柘林港的关系,笔者初步认为:

其一、明清两朝海上武装力量薄弱,采用被动的“重防其出”的消极海防政策,即海禁。在国内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方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与朝廷这种以海防海、闭关锁国的施政形成强烈矛盾。至清末,不可避免的导致被洋人的坚枪大炮,被迫打开国门。

其二、昨日古渡口外一片汪洋大海,由于长期淤泥沉积,海平线下降,而今这里已成为绿油油的农田,尽管这种变化不易测量,但洪涛变平野,绿岛成桑田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诚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浪淘沙》所言:“朝去暮来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雷震关的摩崖石刻正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昨日福建的泉州刺桐港、漳州月港等今天同样如是。

其三、康熙《饶平县志·兵防》中对北部山区的关隘要害时,认为“九村、岭脚二隘,在县东北五十里境,邻裵哀进灌诸村。村民多为盗者。”这些村民是否为陶瓷业者,陶瓷产品作为海上私商的主要商品,那么从商贸业者是否被官方认同为“盗者”;九村窑位于北部山区,除了拥有陶瓷生产资源优势外,是否为避官府查禁。

其四、民国《大埔县志》说高陂瓷器是销各省及南洋各埠,《广东饶平九村青花窑址调查记》认为“九村瓷器一向与高陂瓷器混合销售”。笔者在对高陂窑、九村窑调查时,他们也认同九村瓷器肩挑至高陂韩江码头转销。那么在海禁背景下,潮州府在韩江城区段广济桥上纳税关卡是否对这些土产品实行查禁。九村瓷器通过九村溪、黄冈河至柘林港转销,即可减少劳力肩挑至高陂又避开广济桥税关,更重要的是柘林港及南澳为海上私商货物的集散地,“百货所聚”之港,货物运销优势明显。

由上可知,明末清初柘林港及九村窑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物研究价值。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加紧对饶平柘林古港及九村窑青花瓷古窑址的保护、整理、研究。

 

                                                                                        来源:潮州日报    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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