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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在草根中崛起的商帮
2011-8-26 11:02:30

    从一个被中原文化“边缘化”、被古时士大夫瞧不起的“苦力”族群,成长为今天商业翘楚辈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商帮,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潮商,在历尽苦难闯四海,成就一个个商业奇迹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居特色的商帮文化。近日,借香港《新报》总编辑、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郭一鸣先生回汕头探望家人之际,《潮商》杂志编辑部记者与他就潮商的崛起过程、发展变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性的对话。这对话或理性、或尖锐,但,却真切地表明:现在的潮汕人已经有了——自信反思,不卑微掩饰的勇气。

    从贫苦底层开始崛起

  《潮商》:郭先生,您在凤凰卫视担任特约评论员,对时事问题的评论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作为潮汕人,您对潮商这个商帮有什么评价呢?

    郭一鸣:说到潮商,我们不可否认,早期的潮商与晋商、徽商是存在差距、无法相提并论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潮商的发迹主要不是在本地、国内,而是在海外。潮商出身大多家境贫寒,穷得只剩一条命,惨过“六月雪”,为了生存,迫于无奈,才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因此,那时的潮商可以说是出于无奈才做生意,没有选择余地,不像晋商、徽商是可以有选择的,既可以选择考科举做官,也可以选择不做官而做生意。而为了快速致富以摆脱贫穷的生活状态,早日衣锦还乡,早年漂泊海外的潮汕人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赚到钱。潮商外出谋生,远离家乡,家乡人看不到他们在外面有多辛苦,也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只认赚到钱就好。而在外的潮汕人,为赚钱,有做苦力的,有开烟馆的,甚至还有去抢劫的。“南洋人,唐山客”,到南洋赚钱,回来唐山盖房子,当时“过番仔”的生活确实是过得很凄惨的,这跟当时正处于兴旺时期的晋商、徽商的处境完全是两回事。由于这种谋生方式的影响,因此,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当时大多数的潮汕人都很少从事实业发展,做生意都图快,对于钱庄、煤矿、纺织等这些需要花较长时间去经营和维持的实业很少涉及,这也是潮商与晋商、徽商一个很大差别。

    早年在香港起家的老一辈潮商都知道,当时的潮汕人在香港,大多是一无背景、二无资本、三无学历专业,不少人做苦力,甚至参加“黑社会”。当年,香港的米商中最多的是潮汕人,而许多潮汕人就在米行里做苦力,就是载米的船一来,帮人家扛米的那种。香港潮商名人唐学元先生的父亲当年也是开米行的,他小时从汕头到香港给父亲当伙计,是从扫地、擦桌子等杂活做起的。许多潮汕人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用血汗赚起来的。财富来之不易,因此潮商大都非常节俭,有例子为证:已故著名爱国实业家林百欣先生,捐助公益和教育事业出手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但其个人的生活却是极为节俭。数年前,某次他与香港潮州商会秘书长林枫林先生一同在广州火车站等车,到吃饭时间,林百欣先生提议与林秘书长共吃一碗粿条汤,说:“我们就买一碗粿条,两人一起吃吧,我吃不多,不要浪费。”若问什么是潮商,这就是潮商。
 

 《潮商》:潮商有节俭的好传统,其实,一些特质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

    郭一鸣:是的,潮商好的传统我们保留了下来,除了节俭,就是敢干敢冒险。昔年漂洋过海谋生的潮州人,大多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道德包袱,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和家乡亲人,什么事都敢做,甚至敢冒生命危险,所谓“拿命搏”,这跟当年晋商、徽商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电视剧《大宅门》、《乔家大院》,尤其是《乔家大院》,里面的主角是饱读诗书的儒商,他们的下一代,也是先读书后做生意,是有文化的商人。近代晋商和徽商与官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乏像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

   《潮商》:记得《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本是十年寒窗、力争考取科举的,只因父亲突然病逝、兄长生意失败的家族困境,因此不得不承担起振兴家业的重担,他就是无奈,也是读书人。
郭一鸣:是的。在看待近代潮商的崛起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晋商、徽商之所以在近代渐趋没落,主要是因为没有了做生意的土壤。近代中国一百年里,兵荒马乱,经历了清政府的腐败没落、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之后,晋商、徽商什么生意都不好做了;与其相对的是,迫于生存压力而漂洋过海的潮商,却幸运地躲过了这段动乱时期,凭藉聪明、灵活、勤劳、节俭、敢于冒险的精神,在远离故土的海外闯出一番天地。而改革开放后,潮汕人抓住汕头成立经济特区的机会,充分利用各种海外关系,敢想敢干,为国内新一代潮商的全面发展积蓄了实力。

    要面子,更懂得感恩

  《潮商》:能否请您谈谈,如何看待“潮商爱面子”这个问题?
郭一鸣:其实中国人都爱面子。潮商爱面子,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相信与强烈的自卑心理有关。自古以来,与中原地区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人相比较,潮汕地区地处偏僻,潮汕人贫穷,没文化、没地位,而且潮汕人大多是从中原地区迁徙或发配流放过来的,是脱离主流群体的。这就是为什么出状元,在古时的中原一带、黄淮流域、长江流域等地区是时常会有的事,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条村都可能出过不只一名状元,而在潮汕地区,却是出一个状元林大钦就世代讴歌,来了一个韩愈,就山山水水皆姓“韩”。北方地区有很多的书香门第,一户书香门第就可以带动整个家乡的文化发展,哪怕只是一个官员告老还乡,那接受赐封的大宅,那种威严所引发的道德效应都是不可小觑的。但是,潮汕人千百年以来没有出过一个朝廷“大官”。我们去到北京、武汉、郑州、西安等地方,都可以感受到那里浓浓的文化历史氛围,但是在汕头我们却没有这种感觉,甚至在广州你也感觉不到这种真正中原文化的氛围。中国人都是渴望光宗耀祖的,而潮汕人因为这种深刻的身份卑微的记忆与地缘历史造成的自卑心理,促使潮汕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渴望“出头天”。

   《潮商》:这确实是一种族群自卑感使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潮汕人都有一种感恩心理,如在困苦时受人一碗薄粥,会记一辈子。您是如何看待的?
郭一鸣:中国人有一句古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潮汕人的发家史与晋商、徽商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以性命去搏取的。在外发展的潮商,身上没有太多的包袱:一是没有名誉、声誉上的包袱,二是没有资产上的包袱,“只剩一条命而已”。相比之下,许多出身于中原、江浙发达地区的商人,多少都有一些精神上的包袱,比如他们会经常顾虑到家族,担心自己若在外面做坏事,回到族群之内会无法容身,甚至被除名,但,我们潮汕人没有这方面的传统。宗族里的人,不管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只要你能赚到钱回来,就可以在族谱上留名,也有能力为乡里人建祠堂等。儒家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潮商当年迫于无奈,飘洋过海,心中对家乡、对亲人都有负疚感,当富有后回归故乡,他们渴望光耀宗祖,更希望能回报家乡与家人,买地置业建屋,弥补自己不在长辈身边尽孝的内疚;同时也希望仍留在家乡的亲人不再受人欺压,甚至吐气扬眉。

   《潮商》:潮商在外面非常地节俭,即使自己过得再苦,回乡之后也要捐出一大笔钱来建学校、做公益,如果仅仅是为了炫耀个人财富的话,他们可以多开些名车、多穿些名牌衣服回来表现自己就好了,完全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这又是为什么呢?

    郭一鸣:潮商在外面发展多年,眼界开阔了,深刻了解到其他地区富裕的原因——因为有文化。他们由此想到了自己贫穷的家乡,孩子大都没法读书。他们当年就是没书读、没有文化的一代,他们不希望自己族群的下一代也是这样,因此无论如何也要让家乡的孩子有书读。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外潮商支持、赞助家乡的公益事业首选就是教育事业。
  

   《潮商》:很有同感。潮汕人正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文化,有自卑感,所以,潮汕人有钱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子女读书,而且还喜欢送子女出国留学,哪怕自己过得苦些,也要让子女读书、有出息。我们最近有采访一些年轻的潮商,所接触的70后、80后潮商企业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一些人还是海归学子,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自卑的影子,更多的是自信。

    落后,缘于没有树立品牌

   《潮商》:香港和海外的潮商您接触得比较多,相比之下,您对我们国内的潮商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商人有什么看法?

    郭一鸣:国内的潮商,我接触的较少,不过,我觉得潮汕地区近年发展落后于其他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潮汕人急功近利,喜欢做贸易,不喜欢办实业,绝少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产品。在珠三角地区,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拳头产品,家电、钢琴、洗衣机、拉舍尔、运动服装……这些拳头产品远近驰名、畅销海内外,由此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发展,这也可以称之为“市场效应”或“广告效应”,提起一种产品就联想起一个地区,比如在当年提起电冰箱,人们就会联想到顺德,提起洗衣机就会联想到中山,产品无疑能成为地区的一张鲜活的“名片”。一座城市不仅要有建筑物的地标,而且要有商品的地标。虽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人家做到了,而我们现在除了潮州菜,却再没有一种产品能让人清晰地想起潮汕、记住潮汕,甚至人家一说起潮汕,还是会联想起近年来的一些负面事件,脑海中首先冒出来的或许还是“走私”、“造假”这些字眼,这样,潮汕就全无形象了。

   《潮商》:是的,过去的潮汕没有用心地做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产品、树立自己的形象,缺点却被无限地扩大。在未来,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如何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带有标志性的特色产品,让别人记住汕头,也记住潮汕。
承优弃劣,厚实潮商的文化底蕴

   《潮商》:可以说,潮汕人历来是“只看结果,不重过程”的。但潮商的长远发展是必须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和形象的,潮商在文化底蕴方面应如何努力呢?
郭一鸣:潮汕人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历史上,由于潮汕地区地理位置偏僻,有“省尾国角”之称,远离中央政府,因此无法依靠政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潮汕极少有所谓名门望族的世家,潮汕人基本上无法依靠家族、家庭来做基础发展。我们在北方地区可以参观到许多世代承袭的大宅子,但这样的大宅子在潮汕地区是很少有的。所以,在外面谋生的时候,不少潮汕人都有“靠自己拼搏”的意识,这也就是为什么潮汕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生存的能力非常强的原因。潮汕人在经商思想上是没有包袱的,什么生意都做,不像当年晋商徽商有一套经商“哲学”,如果硬要说“潮商哲学”,那就是实用主义,赚到钱就是硬道理。

    潮汕人是很有灵气的一个族群,但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坐下来做学问,这个群体之中涌现出了不少的书法家、画家、艺术家,但却很少有“学问家”,因此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实在是吾潮之光。真正能潜心于学术的潮汕人是很少的,因为大学问需要深沉,潮汕人不愿意花几十年的时间在研究深沉的学问上。

   《潮商》:这种现象是根源于潮汕地区人多地少的恶劣生存环境以及急于赚钱以摆脱贫困的心理,由此造成了潮汕人过于浮躁的心态。

    郭一鸣:潮汕人做生意大多只考虑眼前的利益,总是喜欢“先赚了再说”。

   《潮商》:这就是潮汕俗话说的“百赊不如五十现”。老一辈的潮商正是因为知道自己吃亏在此,奋斗得十分辛苦,所以很注重给自己的接班人创造积存文化底蕴的条件。在我们最近的采访中,我们就发现,“第二代”潮商的那种味道跟父辈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表现出来的气质、他们的处事方式,已经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郭一鸣:是的,是在慢慢变化,但这种变化还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过程。咱们潮商的基因中有一种很“活”的东西,潮汕人去到外面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他们都很自然地带有灵活、聪明的基因,这是潮商的特性决定的。
潮商文化要厚实、发展,必须在自己的特性方面承优弃劣。潮商有优质的特性,如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强,遇到那些需要快速转身的事,我们潮商就显出了优势。还有就是,潮商有刻苦、节俭的好传统。但,急功近利就是劣根性。比如同样是挖矿,潮汕人可能就会采取快快挖光搬到别处去的做法,不会讲究计划开采及照顾到周边环境等问题。

   《潮商》:这样打比方很生动。
   

    发挥优势,与时俱进

   《潮商》:潮汕人非常“活”,潮商之所以能生存、能崛起,正是靠着这种“活”的基因。而除此之外,潮商要持续繁荣、发展,还必须在哪些方面努力呢?

 

 

来源:潮商网                                                       潮商在线编辑:陈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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